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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釋頒布日,貪官奔走相慶時?

2015-12-4 12:45| 發布者: scyjlaw | 原作者: 王勇 | 來自: 法律讀庫

摘要: 日前,一個級別和數額都不高的腐敗犯罪的判決新聞引發了刑事司法界的刷屏,甚至專門有辯護人據此開始撰寫辯護詞。這則新聞就是“體育總局拳跆中心副主任受賄30萬元獲刑三年”。

日前,一個級別和數額都不高的腐敗犯罪的判決新聞引發了刑事司法界的刷屏,甚至專門有辯護人據此開始撰寫辯護詞。這則新聞就是“體育總局拳跆中心副主任受賄30萬元獲刑三年”。


該案引發關注的核心原因就是,《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賄賂犯罪的構成進行了重大調整,刪除了刑法中直接規定的五千元入罪、五萬元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十萬元以上十年有期徒刑,而改為犯罪數額較大或者情節較重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數額巨大或者情節嚴重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污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情節特別嚴重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但是修正案迄今生效近一個月,但何為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卻一直沒有出臺司法解釋,導致出現執法真空——原有法律規定的數額已被廢止,新的數額依然空白。特別是在審判環節的案件,由于修正案的改動征求意見已經超過一年,一年多來,很多案件早已經審結,只因為保障當事人權益而等待司法解釋生效后再做判決,審限已經不斷延長。


春江水暖鴨先知。北京高院作為兩高駐地的地方最高法院,這個節骨眼做出這樣敏感的判決,自然吸引全國的目光,懷疑這里面是否存在的試水之意。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有必要引用中國新聞網 2015年11月28日的這篇報道的原文:


“北京高院經審理查明,2009年,趙磊在擔任國家體育總局拳擊跆拳道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期間,接受時任河南省體育局局長韓時英的請托,答應為河南省跆拳道項目提供幫助,并于同年4月底在北京市天壇飯店收受韓時英給予的錢款20萬元。在同年9月第十一屆全運會跆拳道項目比賽期間,趙磊在山東省滕州市滕州賓館再次收受韓時英給予的錢款10萬元。案發后,上述錢款已追繳。


北京高院認為,趙磊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依法應予懲處。一審法院根據趙磊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正確,審判程序合法。鑒于在審理期間《刑法修正案(九)》公布實施,根據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并結合本案的具體情節,北京高院最終以受賄罪判處趙磊有期徒刑3年,在案扣押的30萬元予以沒收。”


但是由于新聞報道的簡約,我無法判斷該案是否存在法定情節。但網絡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特別是律師界普遍關注貪污賄賂案件判決的情況下,我用了多種搜索方式,發現北京的胡忠義律師在《北京高院適用刑法修正案(九),依照從舊兼從輕原則,改判一原判十年有期徒刑的受賄案件為三年有期徒刑》一文中黏貼了北京高院二審判決書的截圖。該判決書明確顯示,該案無任何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甚至沒有適用刑法六十七條第三款的坦白情節,只是認為犯罪數額巨大而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本案的判決說明,北京市高院認為,受賄三十萬元在沒有法定情節的情況下,只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結合前不久,在《中國審判》第20期上,最高法院刑二庭長期負責司法解釋起草的審判長劉為波發表的《貪污賄賂罪“數額+情節”如何把握》一文,提出的貪污賄賂犯罪“數額巨大、特別巨大的具體數額可以再行研究,但認定標準必須大幅提高”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三十萬元很可能是北京高院甚至更高層面認為的數額較大和數額巨大的分界線。


這意味著目前偵查、起訴、審判環節大量腐敗犯罪只能無罪處理,同時,更致命的是未來腐敗犯罪的偵查被套上了緊箍咒。


其實貪污賄賂犯罪數額的調整確實勢在必行,同時有必要對于三至十年以及十年以上適當拉開差距,從而體現刑罰的可分性。當然,具體操作中,對于數額較大和巨大之間差距應適度加大差距——如一萬到十萬之間;數額巨大與特別巨大之間可以大幅拉開差距——十萬到一百萬甚至二百萬之間。但直接大幅提高數額巨大到三十萬元帶來最大的影響的追訴時效問題,對犯罪偵查的直接影響是:初查未發現行為人五年內有三十萬以上的貪賄犯罪事實的很難立案。


我國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為五年,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追訴時效為十年。因為刑法規定,以上以下均含本數,所以,原刑法規定的貪污賄賂犯罪的最低一檔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過去所有貪污賄賂犯罪的追訴時效均為十年,司法實踐中基本沒有追訴時效的問題。但是因為修正案九將貪污賄賂犯罪的最低一檔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未來達不到貪污賄賂犯罪達不到數額巨大的,因法定刑不滿五年,追訴時效為五年。如果將數額巨大的標準定為人民幣三十萬元,就意味著,受賄三十萬以內的,又達不到犯罪情節嚴重的,五年內未被發現,就超過追訴時效。


與普通刑事犯罪案發后即為社會及司法機關知悉不同,貪污賄賂犯罪具有秘密性,且沒有被害人,屬于犯罪黑數,無法被司法機關及社會公眾所掌握。因此,對于此類犯罪的偵查往往在多年之后才可能啟動。如果追訴時效如此嚴苛,只能導致大量犯罪無法被追究。特別是目前已經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此類案件,全國不在少數,恐怕只能無罪釋放。


當然,最大的影響絕對不是現在的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而是未來對于貪污賄賂案件的偵查。眾所周知,對于類似的腐敗分子的查處,目前司法機關缺乏直接、有效的手段,更不可能在立案初期就掌握其全部犯罪事實。都是依賴偵查不斷擴大戰果,逐漸發現犯罪事實。但是,如果貪污賄賂司法解釋將數額巨大認定在三十萬,就意味著立案時要么掌握五年之內有三十萬以內的犯罪事實,要么掌握其有三十萬元以上的犯罪事實(類似情形司法實踐中極為罕見)。如果,僅僅掌握了五年前受賄二十萬的犯罪事實,則無法啟動立案程序,也無法進一步偵查發現其是否存在其他犯罪事實。


就如同新聞報道中的體育總局拳跆中心副主任趙磊,是因為犯罪數額正好在三十萬,法定刑為三至十年,未受到追訴時效限制。如果其受賄數額為二十九萬元,則追訴時效為五年。其最后一次犯罪為2009年9月,如2014年10月以后啟動的偵查,則今年不是改判三年的問題,只能宣告無罪。同時根據今年9月的《關于完善人民檢察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還要一律啟動對檢察官的問責程序(當然,是否追責則另當別論)。更值得思考的是,即使按照現在受賄三十萬元的事實,如是2014年10月以后啟動的偵查,只發現了其中一筆,則永遠無法立案,也無法發現其有其他犯罪事實。


如果司法解釋將來真要將數額巨大提高到三十萬,對職務犯罪的偵查要求更加苛刻和困難,相當于戴了緊箍咒。有網友評論稱,此司法解釋頒布日,或是貪官奔走相慶時。相信這不是立法者的意圖,那么又該如何評價終于跑贏了CPI的貪腐犯罪“數額巨大”司法認定標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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