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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及法律風險分析

2015-11-24 10:05| 發布者: scyjlaw | 原作者: 陳寶成

摘要: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實施。其中,新增加的“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被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將成為法治調查記者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201511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實施。其中,新增加的“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被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將成為法治調查記者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1030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六)》,對適用刑法的部分罪名進行了補充或修改,增加了包括“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在內的新罪名共20個,并于111日起與《刑法修正案(九)》同步施行。

“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所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六條共四款,具體規定如下:

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零八條之一:“司法工作人員、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泄露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造成信息公開傳播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泄露國家秘密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公開披露、報道第一款規定的案件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其中第一款的罪名為“泄露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第三、四款的罪名就是備受新聞界廣泛關注的“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

這一罪名在刑法分則中的位置

為了更準確地理解“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有必要介紹一下刑法分則相關內容。

首先,從其所處位置看,這一條屬于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節“妨害司法罪”。由此可知,立法者將“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視為“妨害司法”進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并構成犯罪,從而加以懲處。

其次,需要結合“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的同類罪名加以觀察。在中國現行刑法中,“妨害司法罪”包括的罪名除了本次《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泄露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和“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之外,還包括:

(1)偽證罪,(2)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3)妨害作證罪,(4)打擊報復證人罪,(5)擾亂法庭秩序罪,(6)包庇罪,(7)拒絕提供間諜犯罪證據罪,(8)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9)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10)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11)破壞監管秩序罪,(12)脫逃罪,(13)劫奪被押解人員罪,(14)組織越獄罪、暴動越獄罪、聚眾持械劫獄罪。

也就是說,從111日以后,“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將同上述所列各行為一樣被納入犯罪范疇,成為刑法的調整對象。

“妨害司法罪”各項罪名的共性在于:(1)違反法律規定,(2)使用各種方法妨害國家司法機關正常訴訟活動,(3)破壞國家司法權的行使,(4)情節嚴重。

需要強調的是,只有同時符合上述四個條件,才構成“妨害司法罪”;無論缺少上述任何一個條件,都不構成“妨害司法罪”。

因此,“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被寫入《刑法修正案(九)》并在8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就意味著這一罪名已經滿足了“妨礙司法罪”的條件(1)。根據中國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則,從111日起,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的行為就構成犯罪。任何反對這一將上述行為納入犯罪的聲音,都從829日以后變得毫無意義。這應當讓反對者們警醒:只有在法案未通過之前,反對的聲音才可能有效;“事后諸葛亮”于事無補。

這一罪名的基本犯罪構成

按照中國刑法一般的犯罪構成理論,所謂的犯罪構成包括犯罪主體、犯罪客體、犯罪的主觀方面和犯罪的客觀方面等四個基本要素。“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也不例外。

所謂犯罪主體,是指實施犯罪行為、依法對自己罪行負刑事責任的人。犯罪主體分自然人主體和單位主體兩種。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六條第三、四款顯示,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既可能是個人行為,也可能是職務行為。因此,其犯罪主體既可能是自然人如記者、編輯以及其他掌握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的人,也可能是單位如媒體和其他發布信息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

所謂犯罪客體,是指進入主體對象活動的領域并和主體發生聯系的客觀事物,是主體活動所指向的對象,是犯罪行為侵犯的社會關系或犯罪行為侵害的社會利益。這里需要區別犯罪客體和犯罪對象的關系。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所指向或直接作用的具體事物。

在“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中,犯罪客體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正常訴訟活動,是國家司法權的正常行使,而犯罪對象是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

所謂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指犯罪主體在進行犯罪活動時的思想意識活動,包括故意和過失;其中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的心理態度)、間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的心理態度),過失分為過于自信的過失和疏忽大意的過失(即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態度)。

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從主觀方面言之,既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能是間接故意,還可能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但應不可能是過于自信的過失。

所謂犯罪的客觀方面,是指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主體的肢體的一系列感性動作或外部活動。

在“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中,指犯罪主體“公開披露、報道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情節嚴重的”行為。

需要注意的“潛臺詞”

(一)是本條的立法宗旨和立法意圖。公開旨在保障公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保密旨在保障國家機關的權力。從世界民主立法發展的趨勢看,公開是原則,保密是例外。這成為2008年起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立法宗旨,且此后高層也曾一再強調。

但是從本條的立法實踐看,立法者所考慮的重心,顯然在于避免輿論干預司法甚至“輿論審判”、“媒體公訴”導致裁判者先入為主,從而維護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立法趨勢上略顯保守。

因此,公開披露、報道“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在符合“情節嚴重”的條件下才能構成犯罪。

這就意味著,“公開披露、報道”的信息所指向的案件本身,理應處于審理過程中,且“公開披露、報道”的信息本身“不應當公開”;或“公開披露、報道”的信息經審理后確認“不應當公開”。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如果滿足這兩種情形,可以確定入罪。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如果案件已經審理結束,如處在執行階段,且公開披露、報道的信息未被認定為“不應當公開”,則不受此限。

但現實問題的重點在于,如果案件并未進入審理階段,而是處在偵查、移送審查起訴階段,那又該如何掌握?

筆者認為,從立法宗旨所體現的國家本位出發,掌握這一問題的原則在于,是否能夠避免“輿論審判”、“媒體公訴”影響案件依法公正獨立辦理,是最根本的出發點。

因此,(1)案件處于移送審查起訴階段,這時檢察機關需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檢察權,出于和法院同樣的考慮,“公開披露、報道”的相關信息應當屬“不應當公開”的范疇。

(2)案件處于偵查階段,負責一般犯罪偵查的公安、負責職務犯罪偵查的檢察機關、負責監獄犯罪偵查的監獄偵查部門實際上是行使司法職能的行政機關。與前述法院、檢察院相比,其需要保密的程度略有下降,因此從應然角度言之,此時可適當考慮從寬掌握,而不宜偏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輿論緊張。

但是也有論者指出: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50條(關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必須嚴格依照批準內容執行,保守秘密,對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限定用途及有關單位的配合義務的規定)、46條(辯護律師的保密權力和對特定犯罪的告知義務)、52條(證據的收集、調取,行政機關收集證據的轉化、保密及責任追究)、183條、274條(審判公開及其例外,下有論述)等,對公檢法機關的保密規定,客觀上增加了法治調查記者報道的難度。與此相類似的還包括修訂后的保守國家秘密法等。

3)鑒于其特殊性質,行使偵查職能的國家安全機關和軍隊保衛部門不在“從寬掌握”之列。

(二)是相關信息指向的案件屬于不公開審理的情形。如果相關信息指向的案件并不屬于不公開審理的情形,則不受此限。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83條、274條的規定,下列案件不公開審理:

1)、有關國家秘密的案件。

2)、有關個人隱私的案件。

3)、審判的時候被告人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但是,經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學校和未成年人保護組織可以派代表到場。

4)、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

理論上,(1)、(2)、(3)項屬于法定不公開,(4)項屬于相對不公開。

需要指出,刑事訴訟法特別明確:對于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法庭應當當庭宣布不公開審理的理由。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宣告判決一律公開進行。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包括與審理該案無關的法院工作人員和被告人的近親屬都不得旁聽,但是,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除外。

(三)是相關信息本身是不應當公開的。如果相關信息是應當公開的,如不公開審理案件的訴訟進展等程序性信息、不公開審理案件的判決結果如被告人構成何種罪名、獲得何種刑罰等,則一般屬于應當公開的信息范疇。

(四)是相關信息是否應當公開由何者裁判的問題。筆者建議引入司法審查制度,具體操作的框架和程序大致如下:

在案件審理和執行階段,法院有權就此進行審查。在案件偵查、移送審查起訴階段,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結合立法意圖,及時作出應當公開或者不應當公開的書面決定,而相對人可以對決定提請司法審查。

需要指出的是,考慮到中國當下現實,負有新聞管理職責的宣傳部門及其領導人,是否有權決定相關案件信息是否應當公開?

筆者認為,在司法審查制度建立之前,可以賦予其決定權,但應通過書面、錄音、錄像等方式實現留痕備案;在司法審查制度建立之后,這一決定權應定于司法之一尊,而不必分設。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只有“情節嚴重的”才構成本罪;如果“情節不嚴重”或者“情節輕微”,同樣不能構成本罪。這既是該罪名犯罪構成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所有妨害司法犯罪的必要條件之一。

需要說明的是,刑法條文中,“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情節惡劣”、“情節較輕”、“情節輕微”、“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危害特別嚴重”等表述方式,是用模糊性的表述方法來表現犯罪構成的復雜系統結構,用來描述犯罪構成系統的要素、結構和性能的復雜多變。

由于犯罪要素、結構和性能是可變因素,其中任何一個的變化都意味著犯罪構成整體性的變化,這種極其復雜的變化難以在立法上做出具體規定。這些表述都是有其具體內容的,這些具體內容都屬于犯罪構成的變化。“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的“情節嚴重”仍有待相關司法解釋作出具體說明。在相關司法解釋未作出具體說明之前,對此類案件的審理應持謹慎態度。

從量刑環節看,“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的法定刑中,主刑有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三種,附加刑是罰金且僅對單位適用;其中主刑中的有期徒刑量刑幅度為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最高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

這意味著經法院終審認定構成該罪的自然人罪犯,一旦被判處有期徒刑刑罰,同時符合其他適用緩刑的條件,則可以適用緩刑,而不必在看守所或監獄服刑。當然,從理論上講,如果符合減刑假釋的條件,也可適用減刑假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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