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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問題指南

2018-12-20 11:10| 發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的決定》,確立了認罪認罰可以依法從寬處理的原則,并增加了速裁程序、值班律師等規定。本期推送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課題組完成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 ...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確立了認罪認罰可以依法從寬處理的原則,并增加了速裁程序、值班律師等規定。本期推送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課題組完成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一文,以促進實務屆厘清思路、統一認識,正確理解、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


文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課題組

課題組組長:沈 亮

課題組成員:管應時  楊立新  孟 偉  何東青

 

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2014年6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決定,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北京等18個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2016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簡稱《試點方案》)。2016年9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決定,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前述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速裁程序試點納入其中繼續試行。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試點辦法》),試點工作正式啟動。


截至2018年7月,18個試點地區法院共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刑事案件181177件,占試點法院同期審結刑事案件的52.3%。試點“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試點案件數量、比例穩步上升,相關制度機制不斷完善,在及時有效懲治犯罪、加強人權司法保障、促進公平正義、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系統吸納了試點經驗,確立了認罪認罰可以依法從寬的處理原則,并增加了速裁程序、值班律師等規定,以法律形式鞏固了改革成果。在全國推開施行之中際,課題組結合此前試點情況,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相關問題進行梳理(更全面、具體的內容見人民法院出版社即將出版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理解與適用》一書),有助于厘清思路,統一認識,正確理解、準確適用該制度。

 

一、關于制度定位和基本內涵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對自愿如實認罪、真誠悔罪認罰的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理的法律制度,是實體規范和程序保障一體構建的綜合性法律制度。從制度定位講,是對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制度化和深化發展。坦白從寬是黨和國家一貫堅持的重要刑事政策,我國刑法相應規定了自首從寬制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從實體法角度規定了坦白從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對自首坦白、退贓退賠等情節,都規定了相對明確的處理原則和從寬幅度;刑事訴訟法針對認罪案件規定了簡易程序以及刑事和解程序,此次修法增設的速裁程序,也是針對認罪認罰的輕罪案件設計的訴訟程序。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抓手,將坦白從寬的法律規定、政策要求加以系統化、制度化,從實體處理和程序適用兩方面,強化認罪認罰的法律途徑和法律效果,更好落實坦白從寬,全面貫徹寬嚴相濟;構建認罪認罰案件的分流程序和處理機制,推進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是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公正與效率相統一的制度安排。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第一編第一章“任務和基本原則”中增設一條作為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將認罪認罰從寬確立為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原則,并在訴訟程序和操作規范中作相應規定,形成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激勵和程序保障,從程序法角度完善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豐富了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內涵。


一是認罪認罰案件在程序上可以從寬處理。首先是簡化審判程序。對于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認罪認罰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進行審判;對于其他認罪認罰案件,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理。從簡、從快處理是從寬處理的重要方面,對于被告人特別是被羈押的被告人,其有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也有獲得迅速審判的權利。在確保案件質量的前提下簡化訴訟程序,可以有效減少訟累,縮減審前羈押時間,避免“關多久判多久”現象(南京刑事注:實踐中俗稱“實報實銷”)。其次,強制措施適用相對寬緩化,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情況作為采取強制措施時判斷其社會危險性的考慮因素,對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優先考慮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再次,附條件提前終止訴訟。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供述涉嫌犯罪事實,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公安機關可以撤銷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也可以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者多項不起訴。


二是認罪認罰案件在實體上可以依法從寬處罰。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認罪認罰情況,依法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人民法院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被告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違背意愿認罪認罰、否認指控犯罪事實、起訴指控罪名與審理認定罪名不一致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除外。


三是訴訟全程規范保障認罪認罰的自愿性。首先,規范權利告知程序。要求偵查人員在訊問時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和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時也要履行告知程序,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百七十三條作了相應規定。其次,強化認罪認罰自愿性審查。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時,應當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再次,強化律師參與和法律幫助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犯罪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應當有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同時,在第三十六條值班律師指派及職責中明確,應指派值班律師為沒有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法律幫助、自愿認罪認罰,防止無辜者受到錯誤追究。


實踐中,要正確把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國外辯訴交易等制度的區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寬嚴相濟、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深化發展和制度化,是我國刑事法律制度自然演進的結果。當然,也適當借鑒了國外辯訴交易、認罪協商等訴訟制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如,強化認罪認罰的法律效果、完善相關法律程序、尊重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和程序選擇權,但這絕不是辯訴交易的翻版。從制度定位上看,認罪認罰從寬的根本目的是確保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及時、公正履行追訴、懲罰犯罪的職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通過認罪認罰來爭取從寬,而不是就定罪量刑進行討價還價。而國外的辯訴交易,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產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檢察官可以就訴訟結果進行協商處分、交易還價,以避免訴訟風險。從適用標準上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貫徹證據裁判要求,是否從寬及從寬的具體幅度,都要依照法律規定和政策要求來把握。而國外的辯訴交易,賦予了檢察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有的案件從寬幅度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從職權配置上看,認罪認罰案件的定罪量刑,由檢察機關提出建議,人民法院要在嚴格審查的基礎上依法作出裁判。而國外的辯訴交易,法官對交易結果一般只進行形式審查。只有正確把握兩者間的本質區別,才能準確理解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二、關于適用范圍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沒有特別的范圍限制,這是其制度定位所決定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寬嚴相濟、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具體化和制度化,而寬嚴相濟是貫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適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就像自首、坦白一樣,沒有特別的范圍限制。因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原則上沒有限定適用的罪名和刑罰。這也是《決定》在刑事訴訟法“任務和基本原則”中規定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原則的考慮,明確適用于各類刑事案件,貫穿指導刑事訴訟各階段。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備以下條件的,可以考慮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1)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即“認罪”。實踐中,可以表現為自首、坦白,也可以是當庭自愿認罪等形式。承認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實,僅對個別細節提出異議的,或者對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僅對行為性質提出辯解的,不影響“認罪”的認定。(2)愿意接受處罰,即“認罰”。這里的“罰”,指的是刑罰,既包括主刑,也包括附加刑。實踐中,“認罰”考察的重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態度和悔罪表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接受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盡力退贓退賠的,應當認定為“認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接受量刑建議、承諾繳納罰金,背后卻隱匿、轉移財產致使財產刑無法執行的,顯無真誠悔罪態度,不宜認定為“認罰”。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限定適用的對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認罪認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理,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也符合未成年人司法“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第(二)項規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對其認罪認罰提出異議的,不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該規定并未排除對未成年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只是從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最大限度保護角度考慮,不要求未成年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不能因為未成年人沒有簽署具結就排除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不排除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于盲聾啞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能否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存在較大爭議。第一種意見認為,這幾類人有生理缺陷或者精神障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訴訟能力,應排除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第二種意見認為,有些盲聾啞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能夠自主、理性表達認罪認罰意愿,一律排除有違法律平等適用的原則。《決定》采納了第二種意見,未排除對特殊群體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同時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中規定,前述人員認罪認罰的,不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并明確對此類人員不適用速裁程序或者簡易程序審理,以保障其訴訟權利。


三、關于適用原則


在試點授權審議和前期調研時,一些同志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存在顧慮,擔心量刑把握不準,不加區分一律從寬,出現“重罪輕判”“花錢買刑”,造成打擊不力或者權錢交易;擔心證據把握不嚴,過分依賴口供,不加審查即予定罪,放松證明要求,疑罪降格處理,甚至造成錯案。為確保試點正確實施,在《試點方案》框架下,《試點辦法》進一步明確適用范圍、規范程序標準,確立了堅持寬嚴相濟、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和堅持證據裁判三個原則,為改革依法穩妥有序開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有力保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推開施行,要正確把握其適用原則。


一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避免“一律從寬”“一味從嚴”兩種錯誤傾向。對于認罪認罰“從寬”的把握,需要注意以下幾方面:首先,是依法從寬,而非法外從寬。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認罪認罰依法從寬的處理原則,具體如何從寬,還要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具體規定進行把握。如前所述,認罪認罰從寬不是單一的法律制度,而是自首、坦白、速裁程序、和解程序等法律制度和訴訟程序的集合,認罪認罰也不是單一的量刑情節,要分別適用自首、坦白、當庭自愿認罪、真誠悔罪認罰、取得諒解和解等法定、酌定從寬情節,依法決定是否從寬、怎么從寬、從寬多少,特別是減輕、免除處罰,必須于法有據。其次,是可以從寬,而非一律從寬。如同自首從寬一樣,都是“可以”從寬,要依據事實和法律綜合考量。“可以”從寬應當理解為一般應當從寬,沒有特殊理由的,都應當體現法律規定和政策精神,從寬處罰。對那些犯罪性質惡劣、犯罪手段殘忍、社會危害嚴重、群眾反映強烈的犯罪分子,其認罪坦白不足以從輕處罰的,必須依法嚴懲。


二是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量刑,要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綜合考慮認罪認罰的具體情況,依法確定是否從寬以及從寬幅度。要考慮其所犯罪行的輕重、應負刑事責任的大小和人身危險性的大小,做到罪責刑相適應。一方面要看認罪認罰的主動性、及時性、穩定性、全面性,是否確有悔罪表現,以及對及時偵破案件的作用,來決定是否從寬及具體幅度。例如,主動投案與被動歸案,到案即供述與多次訊問后才供述,始終穩定供述與時供時翻,全部供述犯罪事實與隱瞞次要犯罪事實,在確鑿罪證面前才認罪與帶領公安人員找到重要物證、人證,對于這些情形,在確定從寬幅度時應當有適當區別。另一方面要看罪行的嚴重程度,罪行較輕、人身危險性較小的,特別是初犯、偶犯,從寬幅度可以大一些;罪行較重、人身危險性較大的,以及累犯、再犯,從寬幅度可以小一些,甚至不考慮從寬。


三要堅持證據裁判原則。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條的規定,辦理任何刑事案件,都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認罪認罰案件也不例外,應當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公安、檢察機關應當依法全面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認定和采納證據,統一適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所有刑事案件,無論被告人認罪與否、刑罰輕重,都應當適用同一證明標準。不能因為被告人認罪,就降低證明標準,對疑罪降格認定處理。這個原則底線,任何時候都不能突破。同時,也要防止對本可定罪的案件,因司法人員業務水平不高、能力不夠、經驗不足,而作為疑案處理。在具體審查把握上,要注意被告人認罪對取證、舉證、認證的影響。首先,證明方式相對簡便,一定程度降低取證、舉證、認證難度。司法證明可分兩種方式:一是通過對直接證據所包含的證據事實進行印證和補強,從而達到證明待證事實的效果;二是通過將若干間接證據所包含的證據事實進行邏輯推理,使其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鎖鏈,從而排他性地認定待證事實的存在。在許多案件特別是輕罪案件中,口供往往是最全面、詳細的直接證據,有了真實、自愿、合法的口供,可以大大增強內心確信,再加上其他證據補強,一般就可以定案,比不認罪案件需要排疑完成反向證明,相對簡單些。其次,審查程序可以簡化,適用速裁或者簡易程序審理認罪認罰案件,省略、簡化庭審舉證、質證環節。


四、關于審判程序


對于被告人認罪認罰的一審案件,應當根據案件情況,區分適用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簡化審理。截至2018年7月,18個地區審結的試點案件中,適用速裁程序審結的占68.5%,適用簡易程序審結的占24.9%,適用普通程序審結的占6.6%,形成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銜接的多層次訴訟程序體系。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第三編第二章“第一審程序”增加第四節“速裁程序”,成為普通程序、簡易程序之后的第三種法定審判程序。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認罪認罰案件,無論適用何種程序,都應當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這是認罪認罰案件審理與其他案件審理的重要區別。適用普通程序或者簡易程序審理認罪認罰案件,在法定審理規程基礎上,要注意加強認罪認罰自愿性審查。程序是專門針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輕罪案件設計的審判程序,也就是說,認罪認罰是速裁程序適用的前提,其他案件不能適用。實踐中,要重點把握好以下問題:


關于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認罪認罰案件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可以適用速裁程序進行審理:一是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即危害國家安全、暴力恐怖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二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如果事實不清、證據存疑,不能適用速裁程序。三是被告人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確保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


關于排除適用的情形。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速裁程序:(1)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2)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3)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4)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罪名、量刑建議或者適用速裁程序有異議的;(5)被告人與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沒有就附帶民事訴訟賠償等事項達成調解或者和解協議的;(6)其他不宜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


對第四種情形排除適用速裁程序,主要考慮: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必須事實證據、適用法律、程序選擇均無爭議,否則不能省略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環節。多名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往往案情復雜,證據相互關聯,被告人供述也需相互印證核實。為慎重公正處理,只要其中一名被告人對指控事實、罪名、量刑建議或者適用程序有異議,就不能適用速裁程序。


對第五種情形排除適用速裁程序,主要考慮: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參加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而速裁程序簡化庭審、當庭宣判,如果附帶民事訴訟部分沒有達成和解、調解,被害人基本權益難以保障。而且,積極賠償被害人,也是被告人悔罪認罰的重要表現,故將當事人沒有達成和解或者調解協議規定為排除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有意見認為,不應以當事人達成和解為前提,只要被告人積極盡力賠償,即便未達成和解,也可以適用速裁程序。考慮認定被告人“積極盡力賠償”,實踐中不好把握,而且我國被害人救助制度還有待不斷完善,如果被告人賠償不到位,被害人救助也未落實,被害人權益幾無保障,故對未達成和解、調解的案件排除適用速裁程序。同時需要明確,此類案件仍有可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要適用簡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審理。另需說明的是,因被害方無法查找、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未達成和解、調解協議的,不屬于本條規定的排除情形,不影響速裁程序適用。


關于速裁程序的啟動。速裁程序是審判程序,適用的決定權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有建議權。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速裁程序。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前,經審查,認為被告人符合本條第一款規定條件的,在提起公訴時,可以建議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適用速裁程序進行審理。對于最終是否適用速裁程序,由人民法院根據案件和被告人意見作出決定。檢察機關沒有提出建議,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的,在征得被告人同意后,也可決定適用速裁程序。關于省略法庭調查辯論。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不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辯論,是指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審理案件的實際需要,不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辯論。需要注意的是,這是授權性規定,根據實際審理需要,一般不進行法庭調查辯論,當然必要時也可以進行。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對擬判處非監禁刑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對被告人的法庭教育,應當在庭審中查清說明,發揮庭審的應有功能。有意見認為,速裁程序簡化庭審,省略法庭調查、法庭辯論,有悖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精神。課題組認為,速裁程序不僅符合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精神,而且是推進改革的重要舉措。以審判為中心,就是要發揮庭審應有的功能和作用,推進庭審實質化。訴訟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決爭議,法庭審理的功能主要在于查明事實、解決爭議。對于認罪認罰案件,定罪量刑均無爭議,應當盡量簡化庭審,避免繁冗流于形式。疑難復雜案件的庭審過于簡略,這是一種“走過場”,而簡單輕微案件的庭審過于繁瑣,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走過場”,關鍵還是要區分案件,區別對待。


關于速裁程序和簡易程序的關系。簡易程序是以認罪為程序分流點,速裁程序是以認罪、認罰為程序分流點,是對認罪案件分流處理的層次化、精細化改造,在簡易程序基礎上,將認罪并且認罰的案件分流出來,進一步簡化訴訟程序,是簡易程序的再簡化。具體講,主要區別如下:一是適用范圍不同,此毋庸贅言。二是適用條件不同。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不僅要求被告人認罪,而且還要認罰,適用法律無爭議,才可適用速裁程序。簡易程序僅要求被告人認罪,無論適用法律是否存在爭議,均可適用簡易程序。三是訴訟程序不同。速裁程序比簡易程序更為簡略,體現在4個方面。其一省略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環節。其二,送達期限不受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限制。根據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刑事案件,開庭通知應當提前3日進行。速裁程序對開庭通知時間不作限制,法院應當提前將開庭的時間、地點通知人民檢察院、被告人、辯護人,但無須提前3日。其三,適當縮短辦案期限。根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期限為1個月,簡易程序案件人民法院審理期限為20日,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可以延長至一個半月,與普通程序案件無異。而速裁案件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期限為10日,最長不超過15日;人民法院審理期限為10日,最長不超過15日。其四,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按相關司法解釋,庭前要當面詢問被告人對指控犯罪事實及適用簡易程序的意見,而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被告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明確同意適用速裁程序,庭前法官僅進行書面審查,無須再訊問被告人聽取意見,這樣就為“一步到庭”創造了條件。如天津法院試點探索“直接到庭”的速裁模式,法官收到案件后,先閱卷,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直接排期、電話通知,開庭當天將被告人傳喚或提押到庭后送達起訴書,然后直接開庭、當庭宣判。


關于速裁案件二審程序。速裁程序試點中,被告人上訴率很低,僅為2%左右,且相當一部分被告人對判決本身并無意見,只是為了留所服刑或者拖延判決生效時間而提出上訴,給審判工作帶來被動。課題組認為,速裁案件事實證據、法律適用均無爭議,通過法律幫助、告知權利、書面具結、當庭詢問、最后陳述等途徑,已充分保障了被告人選擇程序、發表意見、參與訴訟的權利,因此,二審應以不開庭審理為原則。原判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原判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原判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適用普通程序重新審判。二審在判斷原判是否屬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時,可以重點審查被告人一審時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合法性,以及二審時是否出現新的影響定罪量刑的事實、證據等問題。因速裁程序審理的特殊性,二審發回重審不應作為考核一審法院的指標。


五、關于自愿性審查


《決定》在刑事訴訟法第三編第二章第一節公訴案件開庭程序一條中增加了第二款:“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審判長應當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強化認罪認罰自愿性審查,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效運行的關鍵,也是以往程序中沒有專門涉及的環節。不論是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還是速裁程序,對認罪認罰案件,庭審的對象重點和功能定位,都要作相應調整,庭審時要重點對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審查核實。前期試點中,一些地方法院針對認罪認罰案件的特點,并參考國外認罪答辯程序的有益經驗,探索在庭審中從知悉性、自愿性、事實基礎等方面加強認罪認罰自愿性審查。


關于知悉性審查。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權,確保其知悉自己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是被告人自愿、穩定認罪認罰的前提基礎。實踐中,有的被告人存在模糊認識,草率認罪認罰、簽署具結書后又反悔,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和效果。主要通過以下方式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權:一是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告知;二是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咨詢;三是人民法院開庭時告知。開展知悉性審查,除了開庭時告知訴訟權利和法律后果外,還可圍繞被告人知情權是否得以保障,法定告知主體是否履行告知義務、提供法律咨詢來進行審查;除了當庭詢問核實,也可審查相關訴訟文書,如訴訟權利告知書、提供法律幫助通知書,等等。關于自愿性審查,即狹義上的自愿性審查,審查被告人作出認罪認罰是否受到利誘、威脅或者強制,確保認罪認罰的自愿性,防止無辜者被迫認罪、受到錯誤追究。實踐中,可通過庭前閱卷和當庭核實,審查被告人認罪認罰、簽署具結書是否出于自己的意愿,是否受到人身傷害、暴力威脅或者精神強制。要注意審查認罪認罰具結書是否有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見證簽署。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應當在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保障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簽署具結書,這是審查認罪認罰自愿性和具結書形式真實性、合法性的重要方面。


關于事實基礎審查。這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準確適用的關鍵,是審查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真實性、合法性的重要方式,通過事實基礎審查,確保被告人認認擁具有事實基礎、缺乏事實基礎的認罪認罰,可分為兩類:一是缺乏定罪事實基礎的認罪,如被告人被迫認罪,代人頂罪、冒名頂替等;二是缺乏量刑事實基礎的認罰,如被告人接受檢察機關明顯不當的量刑建議、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應當全面審查案卷材料,嚴格審查涉及定罪、量刑的關鍵事實和證據,確保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事實基礎,如果事實基礎存疑,可能存在被告人不構成犯罪、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等情形,應當適用普通程序行審理,核查后依法作出判決,不能因為告人認罪認罰,就放松對事實證據、定罪定量的把關。


六、關于量刑建議審查


強化認罪認罰的法律途徑和法律效果,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而規范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工作機制則是強化認罪認罰法律效果的重要保障。《決定》在刑事訴訟法第一七十六條中增加一款,“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就主刑、附加刑,是否屬于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并隨案移送認罪認罰具結書等材料。“并增加第二百零一條規定:“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二)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的;(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四)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不當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作出判決。“


關于量刑的范圍和形式。量刑建議是人民檢察院對提起公訴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適用的刑罰種類、幅度及執行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議。量刑建議與犯罪指控一樣,都是公訴權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人民檢察院依法履行公訴職能的重要途徑。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均對量刑建議作了原則性規定,明確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議。對于量刑建議的形式,《解釋》要求量刑建議一般應當具有一定的幅度,即“幅度刑”建議,《規則》要求量刑建議可以具有一定的幅度,也可以提出具體確定的建議,即“確定刑”建議。這兩個規定總體上是統一的,量刑建議一般應有一定幅度,特殊情況也可以提出具體確定的量刑建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時,進一步明確了量刑建議的范圍和形式。考慮認罪認罰案件的特點,要求量刑建議一般應當包括主刑、附加刑,并明確刑罰執行方式,即是否適用緩刑;可以提出相對明確的量刑幅度,也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提出確定刑期的量刑建議。刑罰執行方式是量刑重要內容,提前明確量刑意見,方便案件后續處理,及時啟動社會評估,為法院適用緩刑提供重要參考。試點中,有些地方對量刑建議形式存在不同認識,有的檢察機關更傾向對輕罪案件提出確定量刑建議,也有的認為提出確定量刑建議有難度,更傾向提出幅度量刑建議。


《決定》采納試點做法,明確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檢察機關應當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是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必經環節。對于量刑建議的形式,課題組認為,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確定,可以是確定刑,也可為幅度刑,還可附條件,如區分達成和解與未達成和解、預繳罰金與未繳納罰金等情形這樣既符合量刑規律,又方便靈活把握,更好地適應實踐需要。要求輕罪案件原則上應當提出確定刑期的量刑建議,不符合司法實際。許多罪名尚未有量刑指導意見,即便有量刑指導意見的案件,還允許存在一定幅度的裁量權。對有量刑指導意見、量刑標準相對成熟的輕罪案件,有把握的可以提出確定量刑建議,其他案件最好提出幅度量刑建議。當然,幅度也不宜過大。需要指出的是,根據《規則》第400條的規定,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應當說明依據和理由,利于促成被告人認罪認罰,也方便法院審查。


關于量刑建議的審查采納標準。《決定》強化了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法律效果,明確了人民法院對認罪認罰案件的裁判原則。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有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除外;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可以建議調整,或者依法作出判決。需要指出的是,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公檢法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沒有變化,裁判權仍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職權。定罪量刑是審判權的核心內容,檢察機關提出建議,由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要充分發揮審判特別是庭審對查、公訴活動的把關、制約作用,對起訴指控的事實清名準確、量刑建議適當的案件,應當采納起訴指控和量刑建議作出有罪判決。對于被告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違背意愿認罪認罰、否認指控犯罪事實以及其他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對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可以建議檢察機關調整,或者直接依法作出判決,但在判決前應當聽取控辯雙方意見,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充分行使辯護權。


七、關于值班律師


有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參與,是認罪認罰案件的必備條件,是確保認罪認罰自愿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確保程序正當性的關鍵所在。實踐中,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不具備法律常識,對案件及認罪認罰的實體和程序后果難有客觀準確的理解和把握,更需要律師提供專業的法律幫助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從2014年速裁程序試點開始,法律援助機構在試點地區看守所、人民法院派駐值班律師,為沒有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確保其知悉訴訟權利、自愿認罪認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辦法》,在北京等8個省市試點普通程序辯護律師全覆蓋、簡易速裁程序值班律師全覆蓋。同年,“兩高”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出臺《關于開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值班律師工作職責、監督管理作了規定。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總結試點經驗基礎上,增加了值班律師的規定:“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場所派駐值班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瓣護人法律援助機構沒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由值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建議、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等法律幫助”進一步擴大值班律師覆蓋面,從認罪認罰案件擴大至所有刑事案件,并細化明確了值班律師的職責定位。


關于值班律師的職責定位。從刑事訴訟法規定和此前試點把握看,值班律師不同于辯護律師,其職責是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而非提供“辯護”,是一種新型的法律援助服務。根據刑事訴訟法及《意見》規定,值班律師的主要職責包括:一是即時解答法律咨詢,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幫其了解有關法律規定,向其解釋有關法律問題。具體到認罪認罰案件,就是告知、釋明相關法律規定,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訴訟程序等。二是提供程序性法律幫助,包括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為其選擇適用程序提供建議,引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法律援助,對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代理申訴控告等。對于認罪認罰案件,犯罪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應當有值班律師在場。三是提供實體性法律幫助,在認罪認罰案件中,主要指對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實、罪名和檢察機關從寬處罰建議等提出意見。


關于值班律師的權利。對于值班律師是否有權閱卷和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閱卷和會見是值班律師履職的需要,應當予以保障。特別是值班律師要對案件處理提意見,不了解案件情況,無法提出專業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值班律師不是辯護人,其提供的是初步、低限度服務,服務對象全覆蓋,一律賦予閱卷權和會見權,既不現實也無必要,考慮到值班律師法律服務的多樣性,應區分情況進行規定。《決定》基本采納了第二種意見,未明確值班律師有權閱卷和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根據值班律師履職內容和實際需要,對其權利作了靈活規定。一是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三款中規定,人民檢察院就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事實、罪名和從寬處罰建議等聽取值班律師意見的,應當提前為值班律師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必要的便利。二是在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中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約見值班律師,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看守所應當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約見值班律師提供便利。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值班律師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其職責定位,也能滿足履職需要。


關于值班律師轉任辯護人。值班律師法律幫助是一種新型的法律援助服務,拓寬了法律援助的渠道和形式。對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應當指派辯護條件的,由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不符合應當指派辯護條件的,指派值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這是當前律師資源有限、分布不平衡等現實條件下實現法律援助全覆蓋的合理選擇。從試點情況看,值班律師為試點順利開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實施中也遇到一些問題和困難。如值班律師往往不跟案、多為值班制,不同訴訟階段由不同律師擔任,無法參與案件訴訟全程,工作缺乏連續性,實質參與度不夠,發揮作用有限。針對這些問題,一些律師資源相對充足的地方,如北京、杭州、福州等地,探索值班律師轉任辯護人機制,對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認罪認罰案件,協調指派值班律師出庭辯護,取得了良好效果。考慮認罪認罰案件的特殊性,課題組認為,對于有條件的地方,在刑事訴訟法框架基礎上,可以探索值班律師轉任辯護人機制,簡單輕罪案件指派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復雜重罪案件可以指派值班律師轉任辯護人,提供辯護服務,提升法律援助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八、關于被害人參與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注意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試點中明確要求,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聽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見,并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或者賠償被害人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作為量刑的重要考慮因素。一方面,保障了被害人的有效參與;另一方面,能激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盡力退贓退賠、賠禮道歉,有效保護被害人權益。據統計,試點審結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案件中,當事人達成和解調解的占32.9%,被告人積極賠償但未達成和解調解的占2.8%;附帶民事原告人上訴率不足0.01%。


要正確處理賠償和解與從寬處罰的關系。賠償損失、達成和解是量刑重要因素,特別是對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量刑時一般要予以充分考慮。被告人對檢察機關指控犯罪事實及量刑建議沒有異議,但未能退贓退賠、賠償損失的,雖然也有可能構成認罪認罰,但從寬幅度要與取得諒解、達成和解的案件適當區別。當然也要注意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將賠償與從寬完全等同起來,特別是對嚴重破壞社會治安犯罪,不能僅僅因為賠償被害人損失,就一律給予從寬處罰;也不能僅僅因為被告人沒有取得諒解,特別是因被害人漫天要價未達成和解的,就排除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基于此,《試點辦法》規定賠償和解是量刑的重要考慮因素,是酌定情節,而非認罪認罰從寬的前提條件。被告人真誠悔罪認罰,接受量刑建議,有賠償意愿,但無賠償能力,不影響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對其酌情從寬處罰。被告人認罪認罰,符合形式要件,也有賠償能力,但拒不賠償的,實無悔罪表現,一般不宜從寬處罰。


轉自:南京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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