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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翔事件正引發金融行業移民潮

2015-11-9 00:12| 發布者: scyjlaw | 來自: 名校商院資本

摘要: 經意間,在洛杉磯、溫哥華和悉尼街頭或超市,可以看到越來越多曾在中國證券市場小有名氣之人。 某位以短線交易精準的股東榜前十常客不再歸國。一位以滿倉押注的公募前經理和私募現牛人,有半年時間呆在美國;“澤熙 ...

經意間,在洛杉磯、溫哥華和悉尼街頭或超市,可以看到越來越多曾在中國證券市場小有名氣之人。

某位以短線交易精準的股東榜前十常客不再歸國。一位以滿倉押注的公募前經理和私募現牛人,有半年時間呆在美國;“澤熙投資的徐翔事件之后,這一移民熱潮勢將更為熾熱。”洞悉這一業態變化的中金公司財富管理部前執行總經理,互聯網金融公司米牛網聯合創始人吳小平稱。

原來,已有大量中國金融人(包括一些私募基金經理)在加速辦理移民,他們急欲撇開歷史。

如果類似事件日趨頻繁,其或然結局可能是“資本外流”漸多。反映在中國國際收支平衡上的結果是“誤差與遺漏”負向數值越來越大,即境外金融資產被低估。2015年上半年“凈誤差與遺漏”為-901億美元;去年同期至今年上半年的這個數據為-2547億美元。它們或是自1998年以來的新高。

這是資本流出的A面,更多是個人意愿;其中難免有以經常貿易名義,借政策空間,轉移資產,“曲線”流出去的趨利跨境資本。如,僅今年4月至今,全國破獲地下錢莊轉移贓款案件92起,雙向流動的涉案金額8000多億元。此數據不在官方統計之列。

還有B面呢,即順應“藏匯于民”、“走出去”國家戰略的好資本。像堪稱民資主權財富基金的中民投,海外動作頻頻。中民投高管認為,2016年1月1日東盟自由貿易區政策全面落實,像歐盟一樣,以后有很好的賺錢機會。故此,牽頭民企抱團“走出去”,借此方式把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落地。

個人資金也好,機構資金也罷,正籍人民幣國際化之勢,伺機找尋出海的機會。

不過,在此過程中,投資機會與潛在風險并存。8000億地下錢莊涉案資金+凈誤差與遺漏+萬億美元跨境交易損失懸疑;不同維度的資本跨境動向,或昭示警鐘正在敲響。

資本:詭異的跨境

“金融生態變了,資金的投向也在變。”一位金融機構負責人說。在其看來,投資環境變了;經濟周期變了;包括商業銀行利潤已成個位數,其不良貸款余額節節攀升。

某全球資產交易信息咨詢平臺創始人稱,史上正迎來第一個國內資金大規模出海的時代,并且是個人資金裹挾于機構投資之中,后者占絕對主體。其相信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基于開放的一體化國際新格局,趨勢不可逆轉。

且慢,如此認知也許有待商確——得看看目前中國處于哪一種投資時間窗口。

“中國目前面臨四大外部風險:全球經濟持續性停滯,發達國家債務高懸,美聯儲政策的外溢效應,區域性貿易協定給中國出口貿易帶來負面影響。”在11月5日舉行的“第六屆財新峰會:中國新規劃”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說。

他認為,在這種形勢下,需要設計合理的財政、貨幣、外匯政策,中國不應該輕易拆除防火墻,維持一定的資本管制有其必要性。

事實上,形勢確不容樂觀。官方統計數據與跨境資金交易變量;均昭示這一態勢趨熱。

提及當前地下錢莊新動向,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簡稱“外管局”)管理檢查司處長歐陽雄的話說,地下錢莊涉案金額越來越大,交易手段愈發隱蔽,且日益成為貪腐資金的“洗錢工具”,包括一些銀行人員也當起了“中介”。

央行最新數據顯示,僅今年4月至今,全國破獲地下錢莊轉移贓款案件92起,涉案金額8000多億元(涵蓋跨境資本的流出與流入)。這其中,經外管局與公安部門聯合調查,2014年9月就破獲了3個地下錢莊犯罪團伙,涉案金額高達數百億元。

據新華社報道,在剛剛偵破的“上海操縱期貨市場高燕案”,犯罪嫌疑人通過“地下錢莊”將近2億元的非法獲利轉移出境;此前備受關注的挪用公款8億元的“中國銀行高山案”“周口中儲糧案”等也是利用地下錢莊轉移贓款。

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是,地下錢莊幾乎成了“地下銀行”。諸如,近年的地下錢莊吞吐量日趨放大,業務品種日趨多樣——從過去的外匯買賣、匯兌擴大至提現、信貸、融資結算等多項業務。

也有身價不菲的國內私營業主通過香港地下錢莊,用“對敲”的方式,希望將資產轉移出國內。目前或趴在境外銀行的賬戶上,靜候資金的“洗白”。按照某些外資行的相關規定,當資金在該行賬戶存款期超過半年時間,即試為合規資金。

不過,這也不意味著萬事大吉,有的國際投資接收方,對資金來源要求嚴格,需要投資方提供稅務單據等證明資金來源的合規性。

而所謂“對敲”是指:境內合伙人將相應數額美元、港幣的人民幣匯入“客戶”指定的境外銀行賬戶。如此,不涉及購匯等,走的可能是人民幣跨境結算通道。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凈誤差與遺漏”項也能說明些許問題。

2015年上半年“凈誤差與遺漏”為-901億美元;去年同期至今年上半年的這個數據為-2547億美元。這是一個曖昧的數字,暗示政府沒有監控到的國際資本流動,它并非測算資本流動的精確指標。如果變動符號為負,意為外流;反之,若符號為正,則資本內流。

“凈誤差與遺漏為負值,既有統計和經濟的原因,也有收入高估、支出低估的因素。所以,凈誤差遺漏為負不能都等同于違規資本外流(或資本外逃)。”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說。

但他同時也認為,即使其中僅有一小部分屬于違規資本外流,也有不小的規模。而且,因為它們既不被統計、又不被監管,有可能形成永久性的資本外逃,蘊含著金融風險隱患,需引起高度重視。

而據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高占軍觀察,2002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凈誤差與遺漏”項目在事隔十年之后首次出現正值。這一正值持續7年,并于2009年再次轉負至今。但他認為,目前資本流出無憂。

2012年此數據為-2128億美元,成為正、負的分界線:此前的十余年間,皆為正數,而此后的四年里,三年為負,一年為正。

高占軍撰文指出,分界在2012年——重要原因之一是當年4月份,外管局發文終止實施了18年的強制結售匯制度。

“凈誤差與遺漏”并不準確,不能成為資金流出或流入的依據。“但每次數據轉正或轉負都與當時資本流動的狀態大致同步,很難說這是偶然。”高占軍認為。

通常“資本流出與貨幣貶值”總是如影相隨。不過這次不同,中國官方多次明確表態,穩匯率,人民幣不具備貶值的基礎。

說起外流,藏匯于民與“走出去”戰略之外,自2012至2015年上半年,其他未被官方統計的凈誤差與遺漏逾3800億美元。

“實際的資本凈流出規模可能更大。”管濤舉例稱,2014年二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在經常項目順差環比增長1.33倍的情況下,中國儲備資產累計減少748億美元,其中外匯儲備資產減少736億美元。除資本項目由凈流入4401億美元轉為凈流出1813億美元的因素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凈誤差與遺漏項下累計為-2547億美元,環比擴大了5.62倍。

這看不見的資本暗流就像若隱若現的暗物質,如果有一天——外資投資收益規模化撤離中國;若按照外資收益15%-20%的標準,不管是依據歷史成本法,還是公允市值法計算,其可能都是巨量規模的數值。它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呢?

萬億美元跨境交易損失懸疑

這其實回到了負投資收益問題,即以國家債券資產為主的外儲資產收益較低,與以收益較高的FDI軋差后,中國國際收支表上的投資收益數值為負。十年來,僅2007年、2008年為正,分別為37億美元和222億美元;自2010年以來的五年分別是:-381億美元、-853億美元、-352億美元、-945億美元、-599億美元。

如果不考慮匯率估值因素,中國外儲收益并不低,中國的對外投資收益之所以出現負值,還是源于結構性問題。

諸如,中國對外投資以官方的外匯儲備資產為主,但此部分的投資收益有限,主要投資美國債券。中金所首席研究員趙慶明估計為3%~5%左右;而對外金融負債中,又以FDI為主,其主要投資中國的實體資產,預測FDI投資收益率約在15%~20%左右,換言之,中國巨額海外資產收益很低,但對外負債的成本卻極高。即,這一切都是“高成本低收益”中國模式惹的禍。

中國官方就此曾多次表態“投資收益為負不代表我國對外投資損失。”以2015年上半年為例看,我國對外投資的收益為1127億美元,同比增長15%;外國來華投資利潤利息、股息紅利等支出1385億美元,擴大35%。

不過,在此基礎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丁志杰的觀點較為“激進”,他認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遭遇巨額跨境資本交易損失。

據丁志杰分析,2009年至2015年一季度,中國作為債權國對外輸出儲蓄累計超過10萬億美元,卻產生1.3萬億美元的國際投資虧損。超萬億美元的經常賬戶順差“不翼而飛”。

其佐證依據是:外管局數據顯示,我國貨物貿順差累計19431億美元,經常賬戶順差累計12760億美元,資本賬戶順差215億美元,對外凈資產即對外凈債權理應增加12975億美元。但國際投資頭寸表顯示,我國對凈債權從2008年未的14938億美元降至2015年一季度未的14038億美元,反而減少了900億美元。

丁志杰認為,問題在于,國際收支表上反映出來的投資凈收益虧損僅為3348億美元,其余9316億美元虧損來源于對外資產負債價格和匯率變動,即存量估值效應,按照統計規則沒有反映在國際收支表上。表外的國際投資凈收益虧損,加國際收支上誤差與遺漏 4559億美元(主要是未統計到的資本外逃),吃掉了這一時期的所有經常賬戶順差。“巨額順差消失,主要是表外的估值效應。”

“雖然賬沒有算錯,但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趙慶明說。其邏輯是,國際投資頭寸(IIP)上的資產基本上是債券等低收益資產;而FDI(外商直接投資)卻是高收益。也許不能稱之為負投資收益,所謂負債是外國人在中國的資產,和其資產價格變動導致的收益。“更主要是資產與負債結構不匹配。”

管濤亦認為,不存在FDI賺錢,就意味著中國損失了。所謂9316億美元損失是非交易因素引至的。也只是賬面計價,目前FDI的估值并不代表其資產出售時的價格。因此,據此建立的邏輯推理并不客觀。

外管局副局長王小奕坦言,前三季度,我國實際利用外資近950億美元,同比增長9%;6月末中長期外債余額較3月末增長3%,說明國外投資者依然看好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前景。

他解釋,一季度,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較大;二季度,美元升值勢頭減弱,我國跨境收支趨于基本平衡;三季度,流出壓力又有所增強。

那問題出在哪?注意到,外管局在2015年上半年國際收支報告上解釋:統計方法調整后,2014 年前后的國際投資頭寸(IIP)數據存在不可比的情況。

例如,2014 年及以前的證券投資股權負債數據采用歷史成本法,對于上市企業在境外發行的股票按發行價格記錄存量。2015 年起采用了市場價值法,即按期末的股票市場價格進行記錄。由于估值方法改變,造成 2014 年前后的該部分數據不可比。

不過,解釋估值方法的變化便能打消顧慮與隱患嗎?諸多矛盾交織一體的當下,萬億美元跨境交易被“蒸發”,仍值得深究。

隱憂&防患

按照丁志杰的分析,跨境交易虧損高達上萬億美元。即使數據準確性存疑,但也足夠震懾市場。

還有一潛在隱患是:當下,穩人民幣匯率之際,有別從前的資本外流,目前正值對外負債償還期。狹義的“債務償還”(即具有契約性償還義務的對外負債)模式已開啟。而前期的資本外流是在我國尚未發生廣泛的“債務償還”背景下發生的。若出現大規模售匯,對外儲的消耗無疑是種壓力。

另一問題是:在人民幣可能的“外升內貶”趨勢下,資本流向可想而知。即,所謂誤差與遺漏的符號還可能是負。加之,國內降息,將步入零利率時代的助推。

經常出國海淘人的會發現,某些境外商品,較國內便宜,資產也相對價廉;所謂跟著匯率去旅行。在此過程中,資本出去了,外儲也一點點縮水了。而四大外部風險背景下,按照余永定的話說,包括區域貿易協定取代多邊貿易自由化,區域性的貿易協定有排他性,給中國出口、投資帶來困境。

“金融主導全球化新趨勢下,跨境資本流動成為影響全球國際收支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重要因素,決定各國參與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丁志杰認為。

他建議:統籌考慮對外金融戰略和政策。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匯率制度、外匯儲備管理、資本項目可兌換、國際貨幣金融合作等我國對外金融政策,需協調統一推進,防止各自為政,杜絕部門利益而使國家利益整體受損。

無獨有偶,王小奕解釋近期官方采取如下資本監管措施:提高監測頻度,要求分局對出現異常支出的重點企業進行核實,但并未干預其行為。其次,在現行法律法規范疇內,督促銀行履行“展業三原則”,加強對客戶交易的真實性和合規性審核,對于真實、合法的跨境收付需求沒有任何行政性限制和規定。

“目前來看,政策效果已經顯現,9月份結售匯逆差縮減,跨境資金流出回落。”王小奕說。他認為,外匯儲備下降了,仍在可控范圍內。對未來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有信心。

當然,就跨境套利而言,吳小平認為,其將在人民幣國際化和拓寬國際資本進入中國證券市場的改革中逐步見小;跨市場套利,要通過注冊制、改進發行機制、壓縮IPO行政管制溢價來逐漸消除。

就在11月6日,證監會宣布完善新股發行制度,將重啟IPO。只是,對普通投資者來說,貌似上述-2547億美元、或資本流出與自身干系在于:資本流出越多,凈誤差與遺漏的絕對數值越高,手中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性越大。

英濟律師事務所整理編輯 來源:整理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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