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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最新判定農房強拆賠償新標準

2018-11-23 09:58| 發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近日,浙江湖州農民周小平收到了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對他申請再審的一起農房強拆行政賠償案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了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二審行政賠償判決,責令湖州經濟技術開發區 ...

來源:法治浙江  作者:陳東升 王春


近日,浙江湖州農民周小平收到了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對他申請再審的一起農房強拆行政賠償案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了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二審行政賠償判決,責令湖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在三個月內對他依法予以全面賠償。

 

圖片來源網絡


權威法學專家認為,這一判決,為農房強拆的國家賠償范圍明確了方向,確立了賠償的新標準。

 

再審還原農房改造真相

 

周小平本是湖州市吳興區鳳凰街陳板橋村章家灣自然村農民,因老家501.32平米的房屋被拆除后,只能獲得50平米的安置面積,他將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院。


10月16日,該案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公開提審。通過聽審,這起案件的大致案情逐漸清晰。

 

 

2010年起,鳳凰街道陳板橋村章家灣自然村開始實施農房拆遷改造。2012年3月13日,在未與周小平達成安置補償協議情況下,湖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拆遷辦公室組織人員將涉案建筑強制拆除。


2016年4月,湖州中院根據涉案建筑物的重置價格,判決湖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賠償周小平賠償金499617.9元;駁回周小平其他訴訟請求。


浙江高院審理認為,本案因湖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對周小平涉案房屋的行政強制拆除行為違反行政程序被原審法院確認違法而引發的行政賠償案件,原審判決賠償計算標準并無不當,但上訴人仍享有陳板橋村章家灣自然村農房拆遷改造安置補償的權利。


在這次再審中,周小平代理律師程剛提出,陳板橋村向村民發放宅基地賠償款的行為完全可以證明章家灣自然村的集體土地已被依法征收。原一、二審法院在明知申請人已不能在原址對被拆除房屋進行重置的情況下,仍按擬定的拆遷政策,確定申請人房屋的賠償價值,明顯屬于適用法律錯誤。而且501.32平米的房屋被拆除后只能獲得50平米的安置面積,根本無法保障其原有的居住條件不降低。故請求撤銷一、二審判決,依法改判支付賠償金15900747元。”


被申請人代理律師施偉偉答辯稱,原審法院按照相關文件確定涉案房屋的價值合法合理且充分考慮了再審申請人的最大合法權益。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系集體所有土地,涉案房屋性質為集體土地上的農房。再審申請人主張應按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的標準進行賠償,不符合客觀事實及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之規定。


圍繞庭審焦點,周小平在回答審判長王曉濱提問時陳述說,“這個項目稱是舊城改造,但是假的改造,實際上是為了征地拍賣,開發房地產。章家灣自然村本來想自我改造,我11月份在南非,親戚打電話跟我說家里房子被拆了,就讓親戚阻止……”

 

 

施偉偉回應說,“這個房子改造,根據村委會提出來的要求,2010年2月28日,村里61戶有50多戶簽訂協議,提交承諾書,2010年5月8號,村委會向征遷辦打報告,稱環境臟亂差,因此簽訂協議書, 2011年5月12日發布拆遷公告,我們是按部就班拆房子……”

 

釋明國家賠償立法精神

 

最高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系集體土地上房屋強制拆除行為被確認違法而引發的行政賠償爭議。核心問題是從《國家賠償法》的角度,如何看待原審法院在法律適用以及判定的具體賠償范圍、數額的正確性、合法性。


記者發現,最高法院的終審判決,主要從關于《國家賠償法》第三十六條第八項“直接損失”的理解、涉案房屋重置價的核定、房屋附屬物及屋內動產的認定、賠償方式與標準四個方面的問題展開說理論證,最后認定一審法院、二審法院將再審申請人應當享有的農房拆遷改造安置補償權利排除于《國家賠償法》第三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的“直接損失”之外存在確定行政賠償范圍的重大缺漏,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應予糾正;同時,對于涉案房屋附屬物構成以及屋內動產等客觀情況因雙方存在爭議亦有進一步核實之必要。


判決指出,二審法院將《國家賠償法》規定的“直接損失”僅解釋為房屋被拆除后的重置損失,而將再審申請人周小平應當享有的農房拆遷安置補償權益排除在外,有失偏頗。


判決給出的主要理由是:將拆遷安置補償權益歸入賠償范圍,符合國家賠償法的立法精神。本案在案證據顯示可以確認,如果沒有湖州經開區管委會違法強拆行為的介入,再審申請人必定可以通過拆遷安置補償程序獲得相應補償,而不僅是原審法院所核定的被拆除農房的重置價格。原審法院將前述事項割裂開來并排除于“直接損失”之外,不具有合法性。將再審申請人必然可得的拆遷補償排除在行政賠償之外,明顯有失公正。


判決強調,本院重申對《國家賠償法》有關“直接損失”的準確理解,有利于防止實踐中不當限縮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承擔的國家賠償責任,厘清類似情況下的行政賠償范圍,對于減少糾紛,統一裁判尺度,規范賠償秩序具有正向引導作用,從而有利于充分體現“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要追究”的權責相統一的法治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判決還指出,法院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通過行政賠償程序一并解決相關拆遷補償問題,符合訴訟經濟原則,有利于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也有利于警示教育賠償義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


同時,按照全面賠償原則,對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全面及時、一次性地賠償救濟到位,有利于體現行政訴訟便于當事人訴訟,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和高效行使審判權的“兩便”原則,體現訴訟經濟的司法規律和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新時代要求。

 

警示舊村改造規范程序

 

最高法院終審判決還就賠償方式、賠償標準予以了明確。


判決認為,在涉案不動產的賠償方式上,雖然再審申請人的原審訴訟請求僅是判令被申請人支付賠償金,但從切實保障其應享有合法權益角度看,被申請人仍有提供產權安置房或者支付拆遷安置賠償金的義務,以保障再審申請人的賠償方式選擇權。

 

 

在賠償標準上,判決認為,應當秉持的基本原則是,為體現對違法拆除行為的懲戒,對再審申請人的此項賠償不應低于其原應得的相關拆遷安置補償權益。


這起案件,從2014年10月16日湖州中院受理,到如今最高法院判決,歷時四年多,期待行政機關能夠依法及時履行賠償義務。


這起案件,同樣對規范城中村改造具有警示、指導意義。


正如終審判決所指出的,“應當看到當前以‘城中村改造’‘舊村改建’等名義推進鄉村環境治理乃至城市功能區建設的現象,在一些地方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行政機關在土地尚未征收的情形下,要特別注意依法依規保障農戶的合法權益。如果有關項目今后實質上不再適用作為農用地繼續開發,行政機關應當盡快推動完善后續的土地征收等程序,切實保障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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