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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動癥和抑郁癥存在的意義,或許是為了人類的延續

2018-11-9 10:45| 發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在馬里蘭州的一個鄉村里,有一個奇特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里一直飼養著一些獼猴。這些獼猴饋贈的數據為科學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它們使人類發現了自身的一個重要屬性,解釋了抑郁癥、多動癥等精神健康 ...

來源:《大西洋》

編譯:七君


在馬里蘭州的一個鄉村里,有一個奇特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里一直飼養著一些獼猴。這些獼猴饋贈的數據為科學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它們使人類發現了自身的一個重要屬性,解釋了抑郁癥、多動癥等精神健康問題存在的意義。


借用獼猴來研究人類的精神疾病非常合適,因為獼猴的社會結構與人類的很雷同,而且獼猴的 DNA 和人類的相似度為95%,能超過這一數值的只有大猿(如黑猩猩、大猩猩)。


演化生物學家 Stephen Suomi 是這個位于威斯康星大學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動物行為學實驗室(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s Laboratory of Comparative Ethology)的負責人。


Suomi 可以說是“閱猴無數”了,但是讓他最感興趣的,是一類對社會適應不良的獼猴。


這類被他稱為“抑郁”或“神經質”型,大概占20%,它們呆在母親身邊的時間更長,而成年后更加孤僻焦慮,擁有的同伴也更少。


1997年,Suomi 和德國維爾茨堡大學的精神病學家 Klaus-Peter Lesch 對獼猴進行了基因分析。他們發現一些獼猴和人類一樣,帶有一個和抑郁癥相關的基因突變。但離奇的是,其他靈長動物都沒有這個基因突變。他們的研究發表在2002年的《分子精神病學》(Molecular Psychiatry)上,引發了轟動。

 

獼猴


不過,Suomi 依舊百思不得其解,“難道說只有人類和獼猴才會生抑郁癥?人類和獼猴在靈長動物里是特殊的?”的確,在靈長動物中,人類和獼猴有相似的演化史:人類和獼猴都適應了許多不同的生存環境,獼猴是非人靈長動物中分布最廣的。這樣的進化歷程是否是人類和獼猴共有抑郁癥相關基因突變的原因?


但是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這不就可以推出一個更加反常的推論了么——讓人類和獼猴擁有廣泛適應力的原因,或許就是這些抑郁癥相關基因?


這個看起來離經叛道的推論,不但違反了常識,還打破了許多科學理論,不過它并沒有立刻被丟入廢紙簍,而是掀起了一股行為遺傳學的熱潮。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人類發展學教授 Jay Belsky 在人類基因學研究中的一個意外發現,恰好為 Suomi 的猜測提供了強心劑。

 


Belsky 在研究基因和環境的交互時發現,一些攜帶精神疾病相關基因突變的人并沒有患上這些疾病,反而比沒有攜帶這種突變的人更優秀。


后來,類似證據不斷涌現。許多研究表明,讓人容易罹患精神疾病的基因,也可以讓人變得更健康、更快樂、更成功。這就像 Leonard Cohen 的歌里唱的那樣,有了裂縫,才能有光透入。

 

Belsky 在對相關研究進行整合后發現,那些攜帶了精神疾病相關基因突變的人,如果早年成長在惡劣的環境中,那么就更可能最終發展出相應的精神疾病。

 


但是,這些高風險人群如果成長在相對正常的環境中,則不容易罹患相關精神疾病,甚至還可以比別人發展得更好。


來看一個經典的研究。


2004年,荷蘭萊登大學的學者 MARIAN Bakermans-Kranenburg 扛著攝像機進駐到2000多個暴躁逆反的1-3歲幼兒的家中。這些熊孩子經?摁[大叫,喜歡發脾氣丟東西,不聽父母的話。


許多研究發現,在這個年齡段展現出這類行為的孩子往往日后學業不佳,并很可能發展出反社會傾向。而這種行為,和一個名為 DRD4 的基因有關。DRD4 基因也叫多動癥基因,它的某個突變會讓攜帶者成為多動癥高風險人群,表現如上所述。

 

但是,Bakermans-Kranenburg 在對這些家庭的兒童和父母的基因以及攻擊性進行研究后發現,只有在遇上冷漠嚴酷的母親的情況下,攜帶 DRD4 突變的孩子才會表現出暴力行為。光有冷漠的母親,或光攜帶 DRD4 突變本身不會讓一個孩子變得更有攻擊性。


更重要的是,DRD4 這個基因的突變不僅和多動癥和霸凌行為有關,也和熱愛探索和尋求獎賞的個性有關。


把攜帶高風險 DRD4 突變的孩子交給一個善解人意的母親,結果會不會不同?


為了證實這個設想,在8個月的時間里,Bakermans-Kranenburg 造訪了其中120戶家庭,拍下了他們的育兒片段,然后把這些片段剪輯成育兒培訓視頻,供其他母親學習如何識別孩子的情緒。


比如,一些熊孩子在母親給他們念書之后,表現得很愉快,這樣的片段讓其他母親知道,給孩子念書可以緩解他們的敵對行為。


Bakermans-Kranenburg 把157個有暴力行為的1-3歲兒童的家庭分成2組,其中一組的母親觀看了這些共情指導視頻;另一組沒有接受任何指導。

 

在這樣干預了18個月后,2組原本相似的家庭出現了分化。那些攜帶多動癥基因突變,并且母親接受了共情培訓的孩子的攻擊性下降了27%,下降程度超過那些低風險型基因突變,或者母親并沒有接受育兒指導的兒童。


這項研究發表在2008年的《發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上,目前被引用了超過450次。

 

在另一項研究中,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心理學家 Ariel Knafo 也對攜帶高風險 DRD4 突變的3歲兒童進行了研究。


在實驗里,研究者假裝不小心撞到了膝蓋,還弄丟了娃娃,借此來看看這些3歲的孩子會不會過來幫忙或者安慰自己。結果,那些攜帶多動癥基因突變,并且母親冷漠的兒童對“痛苦”的研究者無動于衷;意外的是,那些最樂于助人的孩子也攜帶這個突變,不過他們有熱心體貼的母親。

 

 

再來看看成年人身上的研究。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理學家 Shelley Taylor 研究了攜帶 5-HTTLPR 基因突變的人是否更容易患上抑郁癥。


5-HTTLPR 基因和大腦中的血清素(一種和情緒有關的神經遞質)水平的調節有關,它有3個等位基因,其中一個容易讓人患上抑郁癥,但一個卻可以對抗抑郁癥。


在這項研究中,那些攜帶抑郁癥高風險等位基因,并且最近半年生活壓力很大的年輕人的確出現了更多的抑郁癥狀。但是,那些抑郁癥狀最少的人也攜帶著相同的等位基因,只不過近期的生活壓力更少。


這些研究催生出了一個嶄新的人類發展理論——差別易感性假說(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and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heory)。


這個理論指出,一些人就像蒲公英,一些人就像蘭花。

 


蒲公英說得好聽點是適應性強,說得難聽點是比較“賤”,對環境要求不高,好養活,人行道的縫隙或者沃土都不成問題。蒲公英型孩子對養育條件并不敏感,不會出大岔子,也少有驚人的成就。


亞利桑那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 Bruce Ellis 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 W. Thomas Boyce 指出,瑞典人的文化中就有“蒲公英型兒童”的說法。這些蒲公英型孩子就是我們口中的“正常的”、“堅韌不拔的”、耐粗放型管理的孩子。

 

但是一些孩子卻像蘭花,說得好聽點是金貴,說得難聽點是“矯情”,他們只能在特定的環境中正常發展,對環境有苛刻的要求。在不適宜的環境里,這些孩子的惡行就會暴露,甚至變本加厲。但是一旦得到適宜的環境,蘭花綻放的花朵,足以讓蒲公英黯然失色。

 

 

換言之,蘭花型孩子展現出了極強的可塑性和彈性,但對環境的適應性和韌性不足。蒲公英型孩子對環境壓力的適應性和韌性更強,但彈性和可塑性不足。


Belsky 認為,你無法強迫一個蘭花型孩子展現出韌性,因為可塑性和韌性本來相悖,放大環境的影響是蘭花型孩子的天性。你要做的,是給予他們適宜的外部條件。


2010年發表在《兒童心理學和精神病學》(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上的一項對羅馬尼亞孤兒的研究提供了支持。這項研究發現,在進入了高質量領養機構后,那些攜帶高抑郁癥風險的 5-HTTLPR 突變的孤兒的變化最大、獲益最多。


“蒲公英-蘭花”理論解釋了過去關于精神疾病的主流理論所不能解釋的問題——既然抑郁癥等精神疾病對本人、家庭和社會有那么多危害,為什么它們沒有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被淘汰?

 


因為精神疾病相關的基因突變,或許能在肥沃的土壤中開花。正如 Belsky 和倫敦瑪麗王后大學的生化學家 Michael Pluess 所言,世界是無法預測的,未來并不可知。從進化的角度看,不同基因突變的組合猶如買股票投資組合,分散投資可以降低風險,提高預期收益。


蒲公英型猶如穩健型的藍籌股,能給一個物種帶來穩定;而蘭花型如成長型股票,發展迅猛但風險很大,在適當條件下可以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在艱難時期,物種的延續需要韌性強,但彈性弱的蒲公英型;但是在重大變革時期(如戰爭、移民、技術革新),則需要蘭花型來推動進步。

 

 

一些研究發現,人類身上的“蘭花型”基因突變實際上是在近5萬年內出現的。


近5萬年也是智人崛起的時代。因此猶他大學的進化人類學家 Gregory Cochran 和 Henry Harpending 在《萬年爆炸:文明如何加速人類進化》(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書中指出,蘭花型基因突變的出現或許并不是偶然,而對智人有重大意義,“近5萬年,是多動癥基因突變擴散的5萬年”。

 

 

雖然差別易感性假說很年輕,目前的實證研究基礎根基尚未扎實,但一些學者已經對此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


美國貝勒醫學院兒科學和精神病學教授 W. Thomas Boyce 多年來從事的是兒童發展相關的研究,他指出蘭花型基因假說“深刻地重塑了我們看待人類精神病的視角。把攜帶某些高風險突變的孩子放在正確的環境里,他們不但能變得更好,還會變成最好的! 哈佛醫學院的發展心理學家 Karlen Lyons-Ruth 則表示,“是時候嚴肅考慮一下這個理論了!


天使和魔鬼或許是硬幣的兩面,環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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