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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版“反殺案”:正當防衛能否再現?

2018-9-11 12:23| 發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這是繼2018年8月27日“昆山反殺案”后又一起涉及正當防衛的典型案件。 《春城晚報》9月5日消息,小伙張某被朋友騙進一個傳銷組織,當他知道被騙后一直想離開,但傳銷組織派“監工”王某白天黑夜看守,張某被非 ...

這是繼2018年8月27日“昆山反殺案”后又一起涉及正當防衛的典型案件。

 

《春城晚報》9月5日消息,小伙張某被朋友騙進一個傳銷組織,當他知道被騙后一直想離開,但傳銷組織派“監工”王某白天黑夜看守,張某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長達20天。2018年春節前夕,張某上廁所時,負責看管的“監工”王某一起走進衛生間,雙方發生爭執,王某掐住張某的脖子,張某拉了羽絨服帽檐上一根帶子,將對方勒死,張某逃脫傳銷窩點后報警。

 

公訴機關指控張某涉嫌故意殺人罪。

 

如果不是“昆山反殺案”引起人們對正當防衛的高度關注,“楚雄反殺案”可能永遠進入不了普通大眾的視線。

 

近日,該案在楚雄中院開庭審理。

 

對比“昆山反殺案”與“楚雄反殺案”,兩案是否存在相似之處,處理結果是否會天壤之別?該案再次對正當防衛的司法認定提出現實的拷問。

 

一.不法侵害是否正在進行?

 

在“昆山反殺案”中,行為人劉某持刀對于某進行身體傷害,于某面臨現實的不法侵害,這一點已被昆山警方查證。

 

在“楚雄反殺案”中,張某是否面臨現實的不法侵害呢?

 

根據媒體披露的信息,2018年1月21日,云南保山昌寧小伙張某被朋友騙到楚雄一個傳銷組織。張某發現不對后當即提出要離開,并在網上買了一張返回保山的車票。傳銷組織頭目李某派“監工”王某白天黑夜看守張某,并沒收張某的手機和身份證,張某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0余天。期間,傳銷組織要求其騙取親友錢財,張某拒絕。某日,“監工”王某尾隨張某進入衛生間,對其進行語言威脅,進而用手掐住張某脖子,張某抽出羽絨服衣帽帶勒住王某脖子,導致其窒息死亡。

 

從上述案情描述來看,張某遭受傳銷組織限制人身自由及王某的暴力威脅等不法侵害是現實的,具備正當防衛的起因條件和現實條件。

 

二.主觀上是否具有防衛意識?

 

在“昆山反殺案”中,行為人劉某與防衛人于某素不相識,劉某違反交通法規并滋事在先,于某此時面臨現實的人身危險,完全具有防衛的意識。

 

本案中,陷入不法侵害狀態20余天的張某,主觀上是為了擺脫傳銷組織的控制,不想按照傳銷組織的要求對親友行騙。案發當日,雙方在衛生間因“監工”王某的語言威脅和掐脖子動作引發張某反擊。張某完全具有防衛的意識,且不存在防衛挑撥情節。

 

三.防衛對象是否正確?

 

按照正當防衛的成立條件,防衛人必須針對不法侵害本人進行防衛,不得傷及無辜,這是正當防衛的本質決定的。在“昆山反殺案”中,行為人劉某及其同伴,都不同程度對防衛人于某實施侵害,但于某并未傷及無辜,僅對劉某實施防衛行為,對象正確。

 

本案中,實際上從張某被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刻就具備了防衛的起因條件和現實條件,凡事對張某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意思表示的傳銷組織成員,均可以成為防衛對象。案發當日,“監工”王某在衛生間對張某實施威脅、掐脖子,不法侵害程度顯然在升級,張某對“監工”王某實施防衛行為,對象正確。

 

四.防衛行為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

 

因防衛過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前提是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立法用“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已經是比較明確了,囿于立法技術限制,法條不可能進一步明確什么是“明顯”,這個判斷權力只能交給司法人員。然而實踐中,什么是“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確不好判斷,往往以最終的結果作為標準,人死了就成了“過當”。從正當防衛的本質來看,立法給公民在緊急情況下這種私力救濟的權力,是為了在第一時間排除不法侵害。當防衛人使用的手段、范圍及其結果足以達到排除不法侵害的程度,就應當立刻停止。

 

本案中,張某供述其在對“監工”王某實施防衛行為過程中,張某曾說:“要不咱們一起松手,可王某就是不愿意松手”。10多分鐘后,王某完全失去了反抗。隨后,張某用衣物塞在王某的嘴里,隨即離開了衛生間。然而,“監工”王某已經死亡,僅有張某一面之詞,客觀情況無從查證。如果張某的供述屬實,據此可以判斷其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與“昆山反殺案”對比,容易引起爭議的是,彼案中劉某持刀行兇,對于某的生命安全造成現實的威脅;此案中“監工”王某僅僅是阻止張某逃跑,并不是想要張某的命。兩案相比,于某和張某面臨的現實危險其程度是不同的,在張某生命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防衛行為導致“監工”死亡,是否存在過當的可能,這個疑問如何解答呢?

 

在《“花臂男”的死與正當防衛的重生!》一文中我曾強調:“關于本案的處理,裁判者應考慮一下普通百姓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么做,能怎么做”,這句話在“楚雄反殺案”中同樣適用。張某處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時空條件下,遭到“監工”王某的現實不法侵害,防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在“昆山反殺案”中,那把“刀”是明晃晃的,而在“楚雄反殺案”中,行為人并沒有手持明晃晃的砍刀,但其掐脖子不放的動作,客觀上是可能危害他人生命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有一句名言:“面對一把舉起的刀,不可能要求一個人進行冷靜的思考。”至于在當時的緊急情況下,張某的防衛措施是否已經導致“監工”王某完全喪失反抗能力,王某是否有可能翻身起來繼續實施侵害,傳銷組織其他成員是否會來幫忙,這些情況不能苛求張某作出準確的判斷。王某當時是否已經死亡,作為不具備醫學知識的張某也無法作出判斷。

 

就本案而言,張某的行為是否存在防衛過當問題,還要看具體的證據材料。如果具備認定正當防衛的條件,希望法院不要顧及“上訪、纏訪”等因素,依法作出裁判。

 

法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鼓勵剝奪他人生命,但也不能畏手畏腳。一個正常的社會不能總是要求好人忍讓,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要擔心“正當防衛”的判例太多會助長社會上暴力事件增多或者升級,只有裁判者大膽的激活《刑法》中的正當防衛條款,才能有力震懾那些無故滋事的流氓混混,有力的配合“掃黑除惡”。

 

對于防衛過當的案件,在刑法意義上當然要給予否定性評價,但在量刑時可給予較大幅度從寬處罰,條件成熟的地方,可以考慮適用緩刑或者定罪免處。

 

我們期待“楚雄反殺案”能夠有一個公正的裁判結果。

 

丁海洋

201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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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法務之家

文:丁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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